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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居正与海瑞:改革名臣为何互不相容
来源:5月27日 《学习时报》 时间:2013-05-30

  明万历十三年(1585年),年过古稀的海瑞起复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,此时他已闲居16年。本来明代南京的中央机构,自永乐北迁后多为闲秩,而海瑞复出不久,就向万历上疏,“举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”,要求在万历之世行洪武酷法治贪,罔顾情势变迁,引得朝议纷纭,万历不得不出来息事宁人。这事发生在海瑞身上,并不奇怪。这位以“尸谏”嘉靖闻名的直臣,在隆庆三年(1569年)巡抚应天时,就不识时务地力遏土地兼并,乃至不惜开罪前首辅徐阶,搞得官怨沸腾。官场的评价是海瑞“滞不达政体”,然而作为道德模范“镇雅俗,励颓风”,则“未为无补”。

  万历首辅张居正对海瑞的看法亦大抵如此。然而张居正甚至对海瑞“镇雅俗,励颓风”的作用也视而不见,当国十数年,“惮瑞峭直,卒不召”。海瑞赋闲之时,张居正大刀阔斧改革,使得明代俨然有中兴之象。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,张居正的识见与胸襟自然远非以指摘谋进身的言官可比,然则中兴名相为何也容不下道德模范?

  分歧在于对待“祖宗之法”的态度上。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说,虽然张居正和海瑞都“希望寻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,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之内”,但“张居正的措施多少带有变法的意味,而海瑞的做法却是力图恢复洪武皇帝拟定的制度”。张居正作为“儒而有为者”,虽然尊重祖制,但稽古而不泥。他以干济才入主文官系统,“尊主权、课吏职、信赏罚、一号令”,经济上清查土地,改革税赋,军事上起用戚继光等名将整饬边务,开创“万历新政”。比如改革官僚体制、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制度创新“考成法”就脱胎于朱元璋的“祖宗之法”,化腐朽为神奇,吏治因之澄清。海瑞追慕成法,心系民生,但不愿意应时权变,见形施宜。他巡抚应天时虽“锐意兴革”,使得“民赖其利”,但所秉者唯“刚劲之性”,操之过切,终于半途而废。其实儒学虽然因循守旧,但又强调旧邦新命,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。张居正得“祖宗之法”要旨,因势利导,终能起衰振隳;海瑞执着“祖宗之法”形相,求治心切,反而难有作为。对于海瑞的症结,张居正看得很清楚。在给海瑞的信中他说:“三尺法不行于吴久矣。公骤而矫以绳墨,宜其不能堪也。”他认为“海瑞秉忠亮之心,抱骨鲠之节,天下信之。然考其政,多未通方,只宜坐镇雅俗,不当重烦民事”。因此,虽然张居正和海瑞都提倡知行合一,经世致用,但一个是务实的改革派,一个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,抵牾在所难免。我们可以从李贽的说法中管窥一斑。李贽是当时有名的异端,其思想取道阳明心学而近禅宗默观,在他看来,非但朱熹、二程不足论,连孔孟老庄也与常人无异。这样一位狂生如何评价海瑞和张居正呢?李贽认为,海瑞虽清,不过“万年青草”,张居正却是“宰相之杰”,乃是经邦济世的伟大人物。看来李贽虽热衷“酷评”,在这个判断上却不失公允。

  用现在的眼光看,张居正对于“祖宗之法”的灵活态度,无疑显得比海瑞更“理性”,而海瑞方凿圆枘,未免有些意气用事,但不应就此忽略张居正和海瑞的共通之处,他们“趣向虽殊,大归则同”。张居正和海瑞所处的年代内忧外患,危机四伏。边事有俺答、倭寇之患,内则灾害频仍,民生凋敝。就改善民生、振作国威而言,张居正和海瑞是完全一致的,他们身上体现了儒家士大夫“上下求索”、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优秀传统。“临戎虚负三关险,推毂谁当万里侯”,张居正早年即对边备不修忧心忡忡;海瑞以六品户部主事冒死上疏,直斥嘉靖迷信方术,罔顾民生,可谓英雄所见略同。他们都是“不恤人言”的改革家,他们施政的目的都在富民强国,比如后来构成“万历新政”核心措施之一的“一条鞭法”,海瑞就是最早的推行者之一。这自然会招来既得利益者、庸碌无能之辈的嫉恨。海瑞巡抚应天,“力摧豪强,抚穷弱。贫民田入于富室者,率夺还之”,给事中戴凤翔收受请托,弹劾海瑞“庇奸民,鱼肉缙绅,沽名乱政”;御史房寰害怕贪污事泄,“先发制人”,说海瑞“大奸极诈,欺世盗名,诬圣自贤,损君辱国”,攻击可谓不遗余力。张居正厉行新法,遭谤甚多。辽东巡按刘台抢报军功,因“考成法”坐罚,上疏离间君相,满口“祖宗之法”,要求“抑损相权”;御史傅应祯曾行贿不成,也攻击张居正的新法,说什么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,“此三不足者,王安石以之误宋,不可不深戒”,极尽危言耸听之能事。

  平心而论,刘台诸人未必不是在履行言官的职责,然而相比张居正、海瑞的公而忘私,就实在显得识见浅薄、等而下之。孔子曾谆谆告诫子夏:“女为君子儒,无为小人儒”。小人儒乃有才无德之辈,“以私灭公,适己自便”,甚至“挟才以为恶”,当然不能体会“虽千万人,吾往矣”的君子儒境界。比如董仲舒的“天人感应论”伸天以君,用心良苦,但到了后世小人儒手里,就只言“祥瑞”不见“灾异”,甚至“灾异”也变成“祥瑞”,成了其粉饰太平、拍马逢迎的工具,反而强化了专制皇权,教训不可谓不深。小人儒还往往成为改革创新的巨大阻力。对于新规惠政,蓄意阻挠者有之,阳奉阴违者有之,以致遮蔽了有利改革进展的有益对立面。

  天变到底足不足畏?其实,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未必是王安石的口号(邓恭三先生认为“三不足”反映了王安石变法的基本精神,台湾史学界亦有详细考辨),更不是为了肆意妄为,它体现的是王安石、张居正等改革派一以贯之的实践精神。敬畏天命,约束不受限制的权力固然不错,但回答“天变足不足畏”恐怕还要直面民生福祉、国家兴衰这些更为重要的判断标准。“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”,“天”不仅惠爱民众,也佑助执政为民的美政良治。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,“三代之法”何尝不是为了物阜民丰的大同盛世?所以,“三不足”之说真正反对的是“不足恤”的“流俗之言”,特别是借口“天变”、“祖宗之法”行阻挠改革、维护僵化体制与既得利益之实的各种浮言杂议。我们既要认真对待思想遗产,审慎决策,以制度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全面性,更要抓住时机大力推进改革创新,善于甄别各种言论,绝不能因言废事。事实上,真正的君子历来是有所畏的。倘若发挥孔子的“君子三畏说”,要求当今执政者“敬畏人民、敬畏法治、敬畏科学规律”,不亦宜乎?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,看来不仅是个哲学命题,还有丰富的历史内涵。

  万历十五年(1587年),73岁的海瑞卒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。他去世前大概也意识到“道不行”,连疏乞休却未获致仕。5年前张居正卒于首辅之任,生前备极圣眷的他,死后不久即遭言官交章攻击,乃至遗祸子孙。吊诡的是,海瑞这位敢骂皇帝的清流、最富盛名的言官却并未攻击过张居正,反而坚持认为张居正功不可没。半山诗云:“相逢故人昨夜去,不知今日到何州”。刚峰太岳,乐山者仁。